低标准“喜剧”

低标准“喜剧”

济中

看着餐厅里那大桌小桌的剩菜剩饭，我不由得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粮食标准时期”，那时的餐桌上，连半颗半粒都不剩，吃得干干净净，舔得光光生生。甚至洗锅水、洗碗水都有人抢着吃。

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大饥荒。1960年，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我刚进初中，亲眼看见我的老师大多数都得了水肿病，尤其是大个子的体育老师，皮肤肿得发亮，我用指头去按他那浮肿的皮肤，一按一个深窝，半天爬不起来。当时的中小学老师的口粮定量是每月19斤，还要节约一斤支援国家建设，实际只有18斤，又没有油晕和肉类，好多老师为了活命，把工资全部拿来买不收粮票的“高级饼子”（一种非粮食制品的代食品）了。当时教我们数学的代老师，又是班主任，常在上数学课时，给我们讲高级饼子的营养比例，常说“一个饼子，当碗饭吃。”这话成了他的口头禅，也成了学生们摹仿的话语。后来，这话传到领导耳里，就说他“叫花子嫁女----尽讲吃”，说他对党的粮食政策有抵触，受到大会批判。1962年，我的班主任是个女的，姓王，20多岁，后来听说她偷了4两米（老秤4两，相当于现在2.5两）被领导反复理抹批斗，想不过，上吊自杀了。还有一个语文老师，口才很好，爱展谚子。有一次他在大庭广众下展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谚子”，他说“我现在是‘老母猪跨门槛——肚皮难过！’”，领导知道后，安上“闹粮”、“攻击大跃进”，“不满现实”的罪名，大会小会批斗，并撤去了他的职务。那时，学生食堂是用方形大蒸笼蒸碗碗饭，每天由各班的生活委员把全班的大米从总务仓库里称出来，再用竹筒分给每一个同学。同学们把当天的大米，用鸡肠子小口袋装起，别在腰间，自己将米装进搪瓷盅盅，掺上水、放入方形大蒸笼里去蒸。蒸多少由自己决定。有的同学平时节约大米，到周末晚饭时“放卫星”，蒸上一斤米甚至更多，大吃一顿饱饭。当时，同学中也有得肿病的。在蒸笼旁，常常发生偷米的事，甚至连整盅的饭都被偷。我的饭盅就曾经多次被偷去，急得我直哭；并且饿着肚皮上了半天课。那些偷饭贼将饭吃了，每每将盅盅丢在阴沟里。上课时，同学们将鸡肠子口袋的米倒在课桌上，挑选出大米里的稗子、谷子，（当时吃一种粗糙的“擂子米”，稗子和谷子极多）。放在嘴里嚼，老师看见了也不管。1962年冬天，我家的一碗“汤圆面”不见了，我把事情给学校反映，学校理抹到我家来过的同学，终于查出了偷我家汤圆面的同学，处分了那同学，并在其口粮里扣除了几斤米，还给我家。现在，两斤汤圆面算什么？在当时，却是关天大事。老师偷米尚且脱不了手，何况学生。为了响应上边“瓜菜代”的号召，学校的篮球场挖了，种上了红苕、辣椒、南瓜。

1961年，有同学篡改电影《红湖赤卫队》韩英歌词，高唱“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粮食局旁，将儿的坟墓向粮仓，儿要看粮食大开放，高级饼子不要粮！”还有同学编了一首顺口溜，眉飞色舞地唱：“我建议，要聚餐，先请酒，后吃菜，擂子米，一齐蒸，咸烧白，尽要茎，剩些菜，盅碟盛。”由于这首顺口溜充分表达了广大吃不饱肚皮的师生的最大愿望和美好憧憬，竟迅速传遍了全校。这首望梅止渴的顺口溜，表面看，很一般，实际上，它里面嵌有老师、同学和当时县政府官员的名字的谐音，比如说“先请酒”就是已故历史老师鲜琼玖的谐音，如果全说出来，会更加令人捧腹大笑。多年后，我笑问鲜老师：当年同学把你的名字编入聚餐诗，你不生气？鲜老师哈哈大笑，说，我生什么气，我高兴得很，我的名字能代表广大师生的心愿，能让他们打一打精神牙祭，是我的荣耀！我的名字，抚慰了那么多饥饿的心灵，那么多人由此记住了我的名字，让我出了名。在那一年一户人才发二两酒票的时代，我的名字令人向往，令人羡慕。我说，鲜老师，你上电视给酒厂打广告，肯定吃钱！鲜老师说，算了，我又不是电影明星。鲜老师笑道：是不是你编的？我说，不是不是，我哪有那份天才？大跃进低标准带给我的惟一纪念，就是我的个子矮。个子矮有矮的好处，那就是少消耗能量，少得肿病。